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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5期]杜闯:体验经济在中国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体验经济”在国内呈现快速发展趋势,用户体验需求构建的消费热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由于“体验经济”是一个新概念,尚未进入国民经济统计,很难全面准确地衡量其发展状况和体量,但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一是大中城市的商家,尤其是商场和线下书店,正在向“体验式业态”转型。以前城市的大型商场以珠宝、服装等业态为主,其内部空房间的设计是为了引导快速购物。现在商场里的餐厅、儿童游乐场多了,顾客在商场的停留时间明显增加。线下书店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卖书的地方,而是一个空的房间,潜在的消费者可以在这里阅读、喝咖啡,甚至邀请作者进行新书相关的讲座。“购物体验”已经成为商业竞争的重要维度。

二是电影、艺术表演、主题公园等娱乐产业正在兴起。娱乐产业是体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在中国发展迅速。以电影为例。2010年全国电影银幕6256块,2019年69787块,增长10倍;电影票房收入2010年突破100亿元,2019年增至642.66亿元。

三是生活服务业新体验、新消费相关的新业态快速增长。据美团研究院统计,2020年仅美团平台上的新体验生活服务业新业态就多达47种,包括主题餐厅、VR餐厅、电影酒店、密室、剧本杀、汉服体验馆、沉浸式展览/博物馆、DIY工坊、电竞馆、轰炸馆、植发、室内萌宠互动、共享书房、产后恢复、整理收纳、在线咨询咨询等。

在经历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体验业态”的狭义和雷同,倾向于狭义地理解为休闲、娱乐、餐饮业态,甚至狭义地、简单地理解为追求新奇刺激的体验;“经验”也是一样,一哄而上的现象时有发生。真正高质量的体验还是稀缺的。二是在一些传统业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中,“创造体验”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比如大城市提倡公交优先已经很多年了,但是效果并不明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公交地铁人满为患,乘坐体验很差。

由于无法核实的体验,消费者高价购买低质产品后,很难诉诸法律索赔;因此,政府干预不应成为体验式产品市场资源配置的主导方式,优质体验式产品的供给取决于市场声誉机制。总体来看,发展体验经济的基本思路是充分发挥市场在体验经济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具体来说,笔者有几点政策建议。

一是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促进线上线下跨境竞争。而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分析表明,“创造体验”的根本动力来自市场竞争。当前,扩大市场准入促进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深化简政放权、加强监管、改善服务的改革,推动“互联网+”在各行各业的渗透,促进线上线下跨界竞争。考虑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可以在一些重点服务领域推动扩大市场准入,比如开放互联网首诊、网上销售处方药等等。

第二,减少各种形式的政府干预,放松价格管制,尤其是服务业。如前所述,体验式产品的信誉机制需要一定程度的信誉溢价,即价格高于边际成本。目前,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正在加深,大部分产品的价格已经放开。然而,在某些行业和某些情况下,价格控制仍然很重。一些服务行业仍然有价格管制。二是一些地方物价部门以“控物价”的名义干预市场价格时,管得过严过重。适当放松价格管制,让市场更大程度地决定价格,是经历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第三,政府举办的服务业应注重将顾客体验纳入绩效管理。比如,主张在公立医院的绩效管理中引入“创造体验”的理念,更加注重提升患者的就医体验。在公共交通等公用事业的配置和运营中,不能仅仅满足于最低标准,还应适当关注公众体验。

原文链接:体验经济的运行机制、发展逻辑和宏观效应——基于体验商品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李小嘉:适当增加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

医疗和教育作为人力资本凝聚的重要因素,对实现共同富裕起着关键作用。

在医疗服务供给方面,财政医疗资金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倾斜,在农村和经济落后地区实行有针对性的政策,优先保障医疗卫生资源。此外,稳步推进城乡医疗保险一体化,构建覆盖城乡居民的高质量医疗保障体系。城乡居民医保整合有助于降低因病致贫、返贫的发生率,保障农村健康状况差、收入低群体的基本福利,进而实现城乡医疗服务均等化。

在教育服务供给方面,首先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缩小城乡、区域之间的教育水平差距。财政性教育经费要优先向农村和经济落后地区倾斜,注重向欠发达地区投入,保障边远山区和农村地区基础教育资源的可及性,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其次,要不断优化教育经费的使用结构,平衡和控制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经费的分配,缩小三者之间的差距。最后,财政投入支持建立高端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在创新驱动发展阶段的重要作用。

原文链接:实现共同富裕的财税对策与前景

宋亚平:要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就要顺势而为。

世界范围的实践充分证明,人类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的新的历史时期。因此,我们在分析判断“三农”工作面临的困难,制定相关宏观政策时,应充分认识和尊重这一重要的客观依据。如果不认清形势,不准确把握方向,在思想观念上墨守成规,不能与时俱进,即使通过“举国体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传统农业农村也未必能再现“稻浪享稻,处处英雄落晚烟”的美景。如果不能抓住矛盾的症结,再多的文件也无法付诸实施,再多的投入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源主要不在农业和农村本身,而在于城乡分割的社会二元结构和一系列制度安排。农村地区的生产要素越来越大规模地单向流向城市,这典型地反映了当今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不足。也说明了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在制度上仍然是割裂的、对立的。要彻底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应顺势而为,即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及其制度体系,适时将战略重点转向以实现农民市民化为具体目标的工业化和城镇化。重新评估农村的社会定位和功能,不断释放生态张力和文化价值,推动农业农村由传统向现代转变,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的形成和拓展开辟道路。

笔者认为,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质,不是以历史上某一阶段农业农村的发展为参照,形成以农业富裕、农民富裕、农村进步为主要内涵的具体指标体系,而是直面衰落的传统农业和日益落后的传统农村,通过一系列宏观政策科学调整和各种微观领域努力开创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主动适应和推动历史发展的滚动趋势。因此,乡村振兴的核心追求和最终目标,就是要尽快脱离中国传统农业农村几千年的老路,走出一条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路,谱写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篇章,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当然,这个宏伟目标需要我们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

原文链接:从历史发展趋势审视当前农业农村问题

刘志彪:创新的角色适合中小企业。

要明确国有大中型企业和专业化、新型中小企业在现代产业链和供应链建设中的角色、地位和作用,充分发挥它们的互补作用。国企更适合做产业链上的链主。他们大多处于国民经济的重要工业部门,具有足够的规模和R&D资金。在国家的要求下,他们也有足够的外部压力和晋升动力。根据国有企业的这些特点,更适合具有持续性和累积性特征的产业创新活动,即需要长期投入、有一定积累基础的持续创新,如航空空发动机、大型汽轮机、大型精密机床等领域的创新活动。对于那些颠覆性的创新活动,或者说破坏性的创意活动,覆盖面广,涉及方方面面,创新的作用适合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是产业链上聚集的众多中小供应商,也是“隐形冠军”。这样的职能协调符合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必须相辅相成的要求,也符合政府扶持专业化、新型中小企业的内在要求。

原文链接:产业政策转型与专业化新型中小企业成长环境优化

赵锡军: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虽然我国直接融资规模在不断增加,但在全社会融资总额中的比重仍然较低。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从存量来看,2020年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284.83万亿元。其中,代表直接融资的非金融企业企业债券、政府债券和境内股票融资余额合计81.93万亿元,约占28.8%。如果只计算非金融企业的企业债券和境内股票融资两项余额,比例仅为12.6%。从增量来看,2020年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将增加34.86万亿元,约占企业债券的12.8%,政府债券的23.9%,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的2.6%。可见,无论从存量还是增量来看,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中各类贷款的比重仍然较大,直接融资比重较小。直接融资中,债券融资占比大,股权融资占比低。

2019年10月30日,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2019》显示,我国城镇家庭主要资产集中在房地产,金融资产占比相比成熟市场偏低。从金融资产的配置来看,家庭持有的无风险金融资产比例明显高于风险资产。然而,随着居民财富的积累和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资本市场越来越无法满足居民家庭迅速扩大的财富管理需求,迫切需要加快发展资本市场来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财富管理需求。

资本市场的发展将有利于金融体系功能的优化,促进金融结构的升级,促进金融体系效率和服务能力的提高。从金融功能的角度,通过分析近十年来我国金融资产结构的动态变化,可以推导出金融资产结构与金融功能的相互促进关系。但目前我国市场化的金融体系结构存在投融资渠道相对单一、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其他衍生功能不足等问题,不适应我国当前经济转型发展需要和居民财富管理需求。特别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和严峻的外部形势,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全社会债务水平快速上升,风险不断沉淀积累。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完善适应性强的金融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大力发展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形成合理有效的定价,加快清理无效资产和淘汰低效机构。优化结构,提高金融资产质量,最终达到进一步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目的,充分发挥财富管理的基础功能,不断提高金融反映风险、分散和管理风险的作用,以人民币国际化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核心,提升金融功能。

从国际发展比较来看,以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为主的经济体往往能够率先进行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转型过程更加平稳和顺利。在满足相同资源配置的前提下,资本市场可以更准确、更高效地将不同风险偏好和期限的资金转化为资本,促进要素向潜力最大的领域协同集聚,提高要素质量和配置效率,促进产业升级和产业链现代化,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比较各国的金融体系可以发现,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通常具有更强的政府干预倾向,而在(资本)市场化的金融体系中,金融资源的配置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前者通常是后发国家追赶的工具,后者是世界领先国家的根本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处于人口红利期和经济赶超期,形成了以银行为主导的封闭金融体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已经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对资源配置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企业来看,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和互联网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提高,企业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转变。企业融资需求大,项目风险高,投资周期长,对资本市场的要求和需求在变化;从居民的角度来看,中国居民对个人财富管理的需求日益增加,迫使金融市场提供更多不同风险类型的金融投资工具;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政府提高效率的转型,不再扮演国企单一代言人的角色,而是提高国企的运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基于多元化金融市场的需求,中国需要构建一个开放的市场化金融体系,以满足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开放”即同时开放境内外金融业准入限制,逐步开放资本和金融账户管制,引入境外资金,提高人民币国际地位;“市场化”就是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使市场上出现更多收益和风险更加匹配的金融产品,满足市场各类投资者的需求。

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优化融资结构,需要在发展债券融资的同时,扩大股权融资规模。中国虽然市场体量巨大,但当前产业升级势头强劲,宏观政策环境和商业环境不断改善,同时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投资者队伍不断壮大。资本市场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与日俱增,资本市场发展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但需要注意的是,长期以来以银行信贷为代表的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存在较强的发展惯性,资本市场仍难以充分发挥其功能。发展资本市场,提高股权融资比重,需要以改革为动力,不断“过市场关”。

原文链接:中国特色资本市场的建设目标与路径选择

来源:光明。com-学术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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